印度煤炭公司以国家垄断豁免为由抗辩反垄断罚款长达十年——最终败诉

2013年12月，印度竞争委员会对印度煤炭公司及其子公司处以177.305亿卢比罚款——相当于平均营业额的3%，这也是对国有企业开出的首笔重大罚单。裁定认定：印度煤炭公司生产并供应印度几乎全部的非焦煤，其滥用支配地位，强迫买方接受由其一厢情愿起草、未经双边谈判的燃料供应协议。

涉案条款直接冲击发电企业：供应量不具可强制执行的确定性，而固定费用仍然照收；该公司可自行宣布不可抗力；煤炭质量采样完全由卖方单方进行。马哈拉施特拉邦发电公司和古吉拉特邦电力公司于2012年提起此案。

印度煤炭公司选择在国家垄断最关键的战场抗辩：管辖权。它主张，根据1973年《煤矿（国有化）法》，其煤矿系依法设立，受第九附表保护，不受《竞争法》约束。竞争上诉法庭撤销了原罚款并发回重审；2017年3月，印度竞争委员会以较窄的相关营业额为基础重新处以59.101亿卢比罚款，并命令印度煤炭公司停止并终止相关行为、重写燃料供应协议、修正采样程序，并对新老、私营和公营生产商一视同仁。

终局出现在2023年6月15日，最高法院由法官KM Joseph、BV Nagarathna和Ahsanuddin Amanullah组成的合议庭在一份105页的判决中认定，印度煤炭公司是从事采矿的“企业”，而非行使主权职能：“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认定，通过政府公司形式运营的国家垄断……将超出该法适用范围。”引人注目的是，印度煤炭公司自己的资深律师在质询下承认，该公司不履行任何主权职能。最高法院将滥用认定和罚款的实体问题留待进一步辩论，并将这批案件发回。

177.305亿卢比罚款（三年平均营业额的3%），2017年重新计算为59.101亿卢比，外加合同重写和十年诉讼

印度煤炭公司将合同视为行政分配：自备买方没有替代供应商，意味着“要么接受要么放弃”的条款无需市场纠正即可存续。

最严重的滥用是采样——由卖方单独检测决定买方付款的煤炭，这种利益冲突任何商业对手方都不会接受。

管理层选择打管辖权官司而非商业整改，花了十年争辩法律不适用，而风险始终悬而未决。

抗辩按其自身逻辑崩塌：议会对“企业”的定义涵盖国家实体，而印度煤炭公司的律师承认采矿并非主权职能。

国家所有权不是竞争法的豁免。及早修正单方面合同的成本只是罚款的一小部分——也只是为其抗辩十年所耗的一小部分。

最高法院处理了移送案件，将其发回印度竞争委员会按各自实体问题裁决，并将印度煤炭公司的上诉和临时救济申请排期自2023年7月起审理。但原则已经确立：公共部门企业受竞争法约束，该裁决此后一直被援引为印度“竞争中立”的基石。印度煤炭公司作为唯一主要供应商的地位，意味着重写后的燃料供应协议条款——更公平的采样、对生产商一视同仁——适用于整个电力行业。